马健:收藏与市场新论

　　关于收藏与市场这个话题，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市场的意义问题，二是市场化思维问题，三是新的市场观问题。

　　重新认识市场的意义

　　收藏品市场的发展对收藏活动和收藏安全的影响非常重大而深远。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当收藏品市场还未起步发展，收藏品价格也不值几文之时，一麻袋一麻袋的古钱币如废铜烂铁一样被倒进熔炉化为铜水，整车整车的纸字手稿和古籍文献如废纸一般被打成纸浆造纸。诸如此类的情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可以说并不罕见。回过头看，正是由于收藏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收藏品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国民间对收藏品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假如没有收藏品市场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收藏品的价格还是像三四十年前一样低廉，那么，真不知这几十年来，还有多少收藏品横遭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收藏品的保护而言，收藏品市场功不可没。

　　从收藏史的角度来看，收藏品市场的历史同收藏活动的历史几乎同样悠久。因为收藏品流转的主要途径无非三种：交易、交换和馈赠。收藏品交易是双方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收藏品流转，这种流转方式显然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方式。狭义的收藏品交换是指双方的收藏品与收藏品之间的互换，例如那段广为人知的故事：张大千就曾用清代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取徐悲鸿所藏的北宋董源的《西岸图》。问题是，由于缺乏货币的准确量化，又要双方皆大欢喜，所以这种流转方式的操作难度不小。广义的收藏品交换则不仅包括收藏品与收藏品之间的互换，而且包括收藏品与其他非货币商品的互换。收藏品馈赠则是指一方无代价地将收藏品给予另一方。这种流转方式的范围显然极其有限，多局限于至亲好友之间。

　　对于收藏品的流转而言，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收藏品配置功能，尽管我们对市场所具有的这种功能的理解依然不够深刻。事实上，同其他市场一样，收藏品市场在收藏品的配置上其实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收藏品市场是收藏者找寻、获取和转让收藏品的最主要渠道。因此，正视和认识收藏品市场的规律，是收藏者不得不重视的必修课。只有当我们弄清楚了收藏品市场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在收藏品的汪洋大海中畅游。

　　人们常说，收藏这一行的“水”很深。但这里所谓的“水深”，不仅是说收藏品市场的赝品泛滥成灾，而且意指收藏品市场的规律复杂。例如，人们常说的“十贪九打眼”，之所以“打眼”，恐怕还不仅是赝品众多和眼力不济的问题，人性的弱点和难免的贪欲，恐怕同样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又如，收藏品市场上司空见惯的造假、贩假、鉴假、捧假、护假、拍假和假拍，也都不仅是简单的文物学、艺术学和鉴定学问题，而且是法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问题。换句话说，收藏者要做的功课远不止收藏品本身，更需要深入了解同等重要的市场规律。前者是必不可少的藏品知识，后者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知识。二者孰轻孰重固然不好评判，但多年以来的状况却是，收藏者更重视的是前者，对后者的认识远远不够。只有当我们深刻理解收藏品市场本身的规律，在碰到问题和遭遇困境时，才不会仅抱怨“诚信缺失”，或者四处呼吁“加强监管”，而是要寻找市场化的途径解决收藏品市场本身的问题。因此，从收藏品市场规律而不是收藏品本身入手，重新认识收藏品市场的重要性，加强对收藏品市场规律的研究，恐怕才是全面解决收藏品市场历时已久的诸多问题之正道。

　　收藏的市场化思维方式

　　人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探讨收藏活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视角。那么，什么是收藏的市场化思维呢？就我个人的理解，至少有4个特点：一是需求的导向性，二是交易的竞争性，三是藏品的公共性，四是风险的分散性。

　　所谓需求的导向性，是指收藏品的流转应该以需求为导向。众所周知，不同的收藏者对同一件收藏品的喜好和评价都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对同一件收藏品的“需求强度”也大不一样。对于整个收藏界来说，收藏品在不同收藏者手中的配置就应该遵循需求的导向性原则，这样才能使每一位收藏者都能够尽量各得其所并充分享受收藏之乐。

　　那么，如何实现需求的导向性原则呢。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点，交易的竞争性。所谓交易的竞争性，是指收藏品交易的“价高者得”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价高”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买卖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收藏品交易的“交易半径”，从而使所谓的“价高”只是某一个范围内的“价高”。而出价高低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收藏者个人对某件收藏品的喜好程度。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某件藏品物归某主之后，如果产权是“完整”的，那么从理论上讲，这件收藏品的主人就拥有以下几方面的权利：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件收藏品的权利，即使用权；享受因这件收藏品所获得的各种利益的权利，即收益权；改变甚至破坏这件收藏品的权利，即决策权；出售或出租这件收藏品的权利，即转让权。

　　从收藏安全的角度而言，“完整”的产权显得有些“可怕”，因为它赋予了收藏品的主人任意处置收藏品的权利。在一些影视节目里，我们就看到过这样的故事情节：为了使自己手中的某件收藏品从世间唯二的珍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收藏者不惜成本地千万百计找到尚存于世的另一件同样藏品，找到之后却出人意料地把它毁掉。当然，这样的故事堪称“传奇”，虽然不是没有，但的确很罕见。然而，从学理层面来看，这个“思想实验”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收藏者有没有破坏归自己所拥有的收藏品的权利？如果没有的话，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有效监管和保护？我的答案是一分为二来看：对于一般的收藏品而言，收藏者拥有“完整”的产权，因此有权任意处置；对于文物级收藏品而言，收藏者只拥有“残缺”的产权。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法律，大都会对那些造成文物灭失和损毁的行为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藏者的收藏活动是很私密的事情，因此，在司法实践上，虽有法可依，但无从知晓，更难以查办。值得庆幸的是，人是理性的动物，收藏者大多对自己心爱的收藏品视若珍宝，故意损毁收藏品的收藏者确实凤毛麟角。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从道德义务和文化责任的角度强调和宣传收藏品的公共性特征，以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谓收藏品的公共性，是指收藏品乃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而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收藏品更是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即使一件收藏品归某个收藏者所有，但这件收藏品同时也是该民族乃至全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难理解，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宣布炸毁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大佛时，为什么会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极度震惊和强烈谴责。因为正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所说：“它们(巴米扬大佛)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当然，公共性的含义不止于此。收藏品的公共性特征还意味着，无论公私收藏，都应该担当起展示与分享的公共文化责任：不以抽象的收藏安全为借口，而以公众的具体文化需求为导向，为公众创造更丰富和更方便的观赏和研究机会。对收藏品的公共性问题的重新认识，不仅涉及私人收藏者，更涉及各类收藏机构。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收藏机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具体反映到机构的收藏管理理念上，就不是以公众的文化需求为中心，而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在展品的更新和服务的意识方面，都大有改进的余地和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