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辨伪新证（上）

尤需强调的是，据上述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标(1620-1691)收藏递传之史实。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图四)，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项氏本幅钤印达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行草书盛制帖》(本幅项氏钤印15枚，其中“平生真赏”“项氏子京”“神”“品”四印盖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宫博物院藏)、张孝祥《行书临存帖》(本幅钤项印12枚，其中“槜李项氏士家宝玩”钤两次，一处直接盖于墨迹上，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项氏本幅钤21枚，其中两枚盖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图五)。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注5)。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其高清图诸印边缘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前后递藏逾250年;其中，据梁清标与张镠之亲密关系，帖中张氏所钤印记，或于梁氏从别处购得后，或将己藏转售梁前(注7)。帖经翁方纲寓目，《墨缘汇观》(1742)、《复初斋文集》(1790)分别著录;按，翁氏知悉鲍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更与摹刻者党锡龄互为艺友、与入值军机处的鲍勋茂(鲍漱芳弟)系同僚。摹勒上石情形为：《安素轩石刻》首刻(1799，鲍刻中对鉴藏印有选择性)→《景苏园帖》[杨守敬(1839-1915据前者翻刻)](1892)等。

综上可以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附：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记录。2000年5月19日，许允恭先生签收《上海博物馆退还许允恭家庭寄存许汉卿旧藏文物清单》收据(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7版图六)，共计9件，其中仅1件作品署苏轼之名，品名为《定惠院帖》。

(1)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藏修堂丛书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2)钟银兰、凌利中《“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14年1月1日;全文51张配图，可参见《文物天地》2014年1月18日网络版。

(3)如不录梁清标鉴藏印有：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李昭道《江帆楼阁图》等;不录张镠鉴藏印的苏轼《覆盆子帖》、《职事帖》(现称《致主簿曹君帖》)等。清安岐《墨缘汇观》，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9月。

(4)《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全廿八册(九)，页2330-2331，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8月影印。按，《复初斋文集》手稿二十卷，附录一卷，诗稿不分卷，笔记稿十五卷，札记稿不分卷，乾隆嘉庆间翁氏手稿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FB.64:97.131-158。

(5)徐邦达先生论古代私人鉴藏家印记所钤部位：“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挂轴、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以至裱边。同时，各家钤印也各有自己的习惯，如项元汴的藏印，所见钤在一件书画上的有多至二百余方的，其中有一印重多次，印色亦不相同，应非一时钤上去的;钤得较少的一般也在三四方以上。”见《徐邦达集》(一)《古书画鉴定概论》页4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6)2013年7月9日，笔者受邀于纽约苏富比总部办公室上手观摩时，已经注意到了该帖中诸印边缘之情形。

(7)张镠与梁清标的关系，可见吴其贞(1607-1677后)康熙七年(1668)记载：“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纸画一小幅……。此图观于扬州张黄美(镠)裱室。黄美善于裱褙，幼为王公通判装潢，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梁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按，王公通判，即扬州通判王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富书画收藏，曾获藏黄公望《剩山图》卷(浙江省博物馆藏)等。张镠早前曾为王氏物色书画，如王氏所藏刘松年《秋江挂帆图》“观于扬州通判王公斋头。系近日使张黄美买于京口张则之手。时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张子政柳燕图》绢画一小幅……。此图为通判王公得于扬州亲友詹用时手，时则观张黄美画日”。清吴其贞《书画记》，见《中国书画全书》(八)页103，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又，梁清标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钤有“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印，米芾《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钤“黄美曾观”“张镠”二印，从印文内容看，表明物主为梁氏，作为助手的张镠留印或属于鉴定赏玩性质，另如叶梦得《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之情形亦然;如果有张氏印而无梁印，表明可能为张镠经手鉴定过的作品或张氏自己藏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苏轼《行书屏事帖》、苏洵《致提举监丞札》、王安石《行书过从帖》，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楷书门屏帖》、王素《楷书德才帖》等。